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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例如赤峰水污染事件中，出现事故的民营企业作为房产企业之前从未涉足过供水行业，其服务能力问题成为公众不满的焦点。近年来，一些省市通过地方性法规形式弥补上述合法性危机，但政府规章仍是各地实践的主要依据，同样面临合法性基础的缺失问题。
因此，普遍服务义务是一个权利为基础的公用事业监管体制的核心，它使得政府对私有企业的财产权利益的限制有了正当性基础。这一权利基础的制度设计，不是仅限于市场与合同意义上的私法权利，而是需要国家积极给付的公法权利，其目的在于如何使社会中的大多数群体都能共享改革的成果。前者是从相互竞争的企业中进行选择，这些企业都自认为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一系列公共利益目标，目标的顺序包括承诺服务的范围和质量，以及企业的财务稳定性。将消费者参与置于单个、分散的消费者身上，无法形成消费者与监管机构及特许企业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和博弈。监管机构如何获取准确、客观的监管数据，既不被企业俘获，也不令其负担高成本，一直是各国公用事业监管制度设计的核心。
由于不同地域、不同项目以及公用事业内部不同部门在产业形态上的差异，特许的方式，理应是一系列高度个案性的制度安排，将来的法律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并鼓励各种公私合作的制度创新。加强监管机构对特许企业的控制力，是一个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成熟的课题。社会学解释是伴随着社会法学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宪法解释方法，是指运用社会学上利益分析、目的衡量、效果预测等方法来解释宪法规范的方法。
（4）所有人都有学习自己选择的语言的权利。2004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禁止播放方言版的译制片。为了强调语言多样性的重要，从2000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重要事项保留说认为国家对人民的自由及权利予以限制，必须通过法律方式进行。
至于在现实中，则随处可见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之类的标语，这类标语不免含有方言粗俗、不文明，使用普通话才是文明、高雅的行为之意，在某种意义上侵犯了说方言的公民的人格尊严。3、学习及使用普通话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
指对于基本权侵害程度与所欲达成的目的，须处于一种合理且适度的关系，采取的方法与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所欲达成的目的利益显失均衡。2005年10月广电总局要求所有电视剧都讲普通话等，由于这类规章、行政命令与人大立法相比，欠缺民主正当性，且并无法律明确的授权，其突破上位法律的规定，对公民自由权利增加了法律所无的限制，无疑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20]不过，此为旧时之全部保留说，另一说则为重要事项保留说（亦谓重大性理论）。此外，最高法院还确认了一个1970年的规定，该规定认为1968年的国民权利提案同样适用于语言水平有限的那些人，以防止他们因国籍问题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学生有权利接受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教授的课程，并且学校有责任确保学生在学校提供的各门学科上得到合理的帮助。
对于推广普通话而言，事实上，只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才是最大的客观动力。事实上，我国《教师法》及《教师资格条例》 中，均未将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作为申请教师的法定要件。正如人权所关注的主要是少数者的权利，而正是由于少数，才更彰显出对之予以特别保护的意义那样，语言权关注的重心始终是弱势人群（少数民族群体、个体）的 母语 权利。此外，瑞士一直实行着一种独特的直接民主制度，即公民表决和人民倡议制度，它为瑞士各族人民一体性的社会联系和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证，也为解决多元语言矛盾冲突提供了成功范例。
因此，有必要对普通话作强制性要求的做法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的本质，在于要求国家为公民提供自我开展与决定的空间，以促进人的最大可能的自我实现。
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即行为不超越实现目的的必要程度，在达成目的有多种手段时，须采取侵害人民权益最小的手段。
（3）我们相信，个人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不会受到政府的限制，语言权在诸如教育、行政、司法、政治生活、社会事务、商业和传媒等关键领域中也应该得到尊重。事实上，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尽合理，对公民工作权的行使势必造成不必要的妨碍。（3）为消除文盲或克服语言残障，任何人都有权得到特殊援助。当前通过普通话达标等多种方式，推广普通话在相当一些地方及部门已成为一项政绩，形成一种无形甚至有形的压力。事实上，在这样的一种压制性氛围里，说方言的公民会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从而被迫选择学习或说普通话，因此，其学习、使用语言的选择权事实上被侵犯。从发音习惯方面说，自幼形成的发音时口形、舌位变化的习惯，成年之后要加以改变就很困难。
对公民而言，有权自由学习、使用其所选择的语言，学习、使用普通话是公民的权利而非义务。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等极为丰富的内容。
而公民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其前提之一即在于作为文化交流、文化接受所必备的工具——语言。虽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
[3]在实践中，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对语言权的保障。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如何理解该普通话条款，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对普通话作强制性要求的做法是否合宪等等，这些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及对文化多样性、公民语言权、工作权等基本权的保护等诸多问题，故有必要对之进行学术上的探讨。（2）我们知道，语言是世界上许多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不断意识到语言权对于原住民和移民少数群体的重要性。以此观照：新闻节目禁用方言合乎必要，正如传播学专家蔡铭泽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新闻是传播政令、上传下达的工具，故应当尽可能使用最多人听得懂的普通话。但法律不能事无钜细靡遗，一律加以规定，其属细节性、技术性的事项，法律得以明确性的授权予主管机关以命令规定之。
作为权利，权利人可以放弃，法律设定该权利的目的主要在于课以政府为公民学习、使用普通话提供便利条件的义务。（5）所有人都有用任何语言自由表达的权利。
但更低位阶的法规、规章，往往增加了诸多作为上位法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所未规定的限制。一些单位规定普通话必须人人过关（例如一些师范类院校对其在校生有这类要求，甚至将其作为毕业必备的前提要件之一），未达到相应普通话等级的人必须交费参加普通话培训，实际上已异化成为一种旨在通过收取考试费、教材费、培训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而创收的模式，以致形成了一个普通话培训、考试的利益链。
（7）语言权应该受到所有人关注，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政策制订者。国家在现代多元开放的社会中，对于多元存在且互具竞争性的各式文化事务的开展、接受及支持，应自我节制，保持中立地位，应尊重和宽容少数或弱势的文化社群的文化差异并保护其发展。
[5]事实上，欧盟的很多成员国都有不止一个官方语言，这些语言享有相等或基本相等的权利。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之限制则非以法律制定不可。（9）使用语言的权利，说、读、写一种语言,学习、教授或接触某种语言的权利不可受到有意压制或禁止。自1990年以来，国家教委、国家语委陆续发出各级各类学校普及普通话的通知并进行检查评估，国家语委提出了201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21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目标。
[10]与此同时，联邦和许多州的立机构制定了政策，设法帮助不会讲英语的人和英语水平不高的人，不要使他们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受益于公众服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表明了宪法在语言文字权利方面贯彻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4]早期，欧共体成立条约中只是在第149和151条中提及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原则。2、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传承。
自1971年以来，联合国和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20多个包含语言权的法律和宣言，其中《基本语言权普遍章程》和《塔林国际语言权会议宣言》最为著名。（8）为了提高社会、文化、教育和知识水平，促进不同国家间和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所有人都有被教至少一种外国语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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